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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这种合作共处，会起到很多意想不到的效果，同样是那么多地，如果每个村民把这些地当做自家的地种，跟他们把这些地当作别家的地来种，收成是完全不一样的。

        这也是为什么，我幸福村出来的人，做事的效率都比一般的人都高的原因，因为他们是在帮自己干活，赚的多，他们分的多。”

        在后世，民国，到建国初，再到开放以后，底层百姓的农耕关系实现了三级跳，民国的时候，底层百姓们大多给地主老财种地，通常是越种越穷，因为产出东西多了，是地主的，产出的少了，地主还是要那么多，小老百姓永远只能肋紧裤腰带过日子，肋的住就活，肋不住就卖儿卖女，甚至直接饿死，这就跟这个时期农户给世家地主种地一样，世家子只会给他们勉强保持生存的东西，他们永远都看不到过上好日子的希望。

        建国初，太祖发动大家搞集体，整大锅饭，情况比民国的时候好一点，但，搞集体，只是把大家创造出来的财富给国家了，国家成了所有人的地主。

        这种方式确实让国家累积到了一定的资本，完成了一些重要目标，功在千秋，但，普通百姓依旧看不到什么希望，因为，就算你把集体的地种的再好，也不过是吃顿稍微饱些的饭而已，不能实现富裕，这样，久了之后，大家的惰性也就出来了。

        开放以后，终于逐渐了实现了分田到户，这个时候，才是农业产出大爆发的时候，幸福村用短短一年的时间，经历过了这三个阶段。

        关中，也在孙享福的推动下，在两年多以后吗，实现了一步到位，只要再经过一些努力，让全国所有的百姓成为自耕农，那么，大唐的经济实力翻个十倍二十倍，人均水平超越后世的宋朝明朝，是轻轻松松的事情，因为现在人口少，国家大，人均可分配资源太多了。

        当然，一个国家变好，不会简简单单的因为施政者有个好的想法就能成功，你在尽力的把它变的圆满的时候，也有人在尽力的破坏它，人心是贪婪的，不知足的，即便是在后世，能够稍微做到约束人心欲望的，也只有律法，那时的发达国家有一个重要标志，就是律法健全，法律越是完善的国家，往往经济越是发达。

        李世民是有这样的政治认知的，所以，李唐建国之后，第一时间兴教育，修律法。

        然而，在孙享福看来，这个推进的节奏还是太慢，已经跟不上大唐的快速发展了，所以，他用一些很浅显的道理，点出了问题，提出了一个改革的方向，具体怎么弄，当然还是和以前一样，让李世民自己去找大臣开会商量，考证可行性。

        大唐不缺智者，房玄龄和魏征都是，他们沉思了片刻之后，都有了自己的领悟，不过那些东西说起来可能是长篇大论，在街头讲，不合时宜，是以，只是点头赞同了孙享福的说法，觉得这是个可以深入探讨研究的问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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